回首過去的2019年，是美國名校本科招生史上頗為動蕩的一年。去年3月，不乏社會名流參與其中的最大規(guī)模舞弊丑聞曝光，揭示眾多家長通過中介偽造子女的申請材料和捐贈，獲得耶魯大學、斯坦福大學等校的入場券。去年9月，教育部民權辦公室宣布開始調查耶魯大學是否在招生過程中系統(tǒng)性地非法歧視亞裔學生。去年10月，波士頓聯(lián)邦法庭對哈佛大學招生“歧視亞裔”案作出裁決，表明哈佛大學雖尚未違法，但錄取程序“并不完美”、應加以改進，同時原告表示不服裁決結果，將繼續(xù)上訴至最高法院。同月，加州大學被要求停止使用SAT和ACT分數，因其與族裔身份和社經地位具有強關聯(lián)，否則將面臨起訴。隨著各事件的發(fā)生，不少內部招生程序被披露，證實了美國名校(特別是私立名校)招生中長期隱秘存在的利益交換現象。

　　縱覽美國名校數百年的招生歷史，純粹的賢能主義從未被踐行，而是偏好以“切蛋糕”的方式分配錄取名額。如果以學業(yè)成就為依據：一大塊蛋糕(一般不少于70%)被作為“獎勵”分配給了學業(yè)突出或學業(yè)和個人表現都不錯的申請者；一小塊蛋糕(一般不多于27%)被作為“補償”分配給了能夠保證在大學順利畢業(yè)的少數族裔、“第一代大學生”、貧困邊遠地區(qū)學生等傳統(tǒng)弱勢群體；還有很小一塊蛋糕(一般不多于3%)則被作為“回報”分配給了學業(yè)一般甚至不合格的利益群體，主要包括富豪后代、權貴子弟和運動員。擇優(yōu)錄取之外的潛規(guī)則，使得美國名校的新生選拔過程被普遍視為“黑箱”。

　　富豪后代被關照，源于其經濟實力雄厚的父母或其他親屬捐贈了大額資金，支持名校的辦學運轉和發(fā)展需要。為了報答富豪的“慷慨解囊”，招辦往往以其子女需求的珍貴入學名額作為交換籌碼。盡管名校多公開聲明捐款無益于錄取，每個被錄取的學生必須達到高學術標準，但哈佛大學的“小獎勵”“院長名單”是不容否認的例證，公立的德州大學也曾被曝錄取了許多學業(yè)不合格的捐贈者子女。當然，捐款的數額需要足夠大(據傳現在一般要上千萬美元)，且必須到位(而非只是承諾)，并在被錄取便保證注冊的提前招生階段提交申請，才能享受照顧。

　　美國名校會優(yōu)待政客、名流等權貴人士的子女，因為除經費外，學校事業(yè)的進步也離不開社交和聲望資源。權貴人士擁有雄厚的政治和社會資本，可以在必要時為學校提供幫助，且他們個人的身份和經歷，使其子女在名門背景加持下有更高的概率成為社會各界的領頭羊。美國名校素來以選拔和培養(yǎng)下一代領導者為己任，學生日后成為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的領軍人物越多，對社會的影響力就越大。例如，耶魯大學曾表示為了保持作為一個“真正對世界重要的機構”，希望選擇那些“不管最終從事什么都能成為領導者”的年輕人。更何況畢業(yè)生中多名人的形象本身可以增強學校的吸引力，從而進一步提高辦學聲譽。因此，錄取傾斜被作為禮物回饋給權貴子弟，哈佛大學的“Z名單”、杜克大學的“助力發(fā)展人員子女錄取案”便是知名案例。

　　運動員是美國名校頗青睞的單列計劃生源類型。究其原因，美國社會和高校歷來盛行運動文化，“常春藤聯(lián)盟”的起源即為東北地區(qū)八所大學組成的體育聯(lián)盟，而非源于學術聲望。如今，各類賽事仍備受追捧，比如在高校每年舉辦一次的校友返校日期間，校友們和在校生共同觀看的橄欖球比賽幾乎是必備項目。賽事的舉辦，無疑離不開運動員的撐場。更重要的是，運動隊可以代表學校參加競技比賽，掙得名氣和不菲的經濟收入，并且?guī)有Ｓ丫栀?，以及吸引更多熱愛體育的申請者。如此一來，就不難理解名校對運動員的厚愛。鑒于運動員學業(yè)表現往往較弱的事實，招辦通常會降低錄取標準。在哈佛大學的2013級新生中，就有12.8%是作為運動員被錄取的，其SAT分數平均比普通學生低173分。

　　另外，對校友子女的傾斜，是美國高校招生中最被廣泛使用的特權，幾乎存在于所有私立高校，甚至一些旗艦公立大學。2011年的數據顯示，校友子女的錄取率與總錄取率在哈佛大學分別是30%和6.2%，在耶魯大學分別是25%和7.4%，在普林斯頓大學的差距則最大，分別是33%和8.5%。北卡大學教堂山分校的招辦主任史蒂芬·法默也曾承認：“對于州外的學生，校友子女的身份在錄取過程中是非常重要的考量因素。”招辦優(yōu)先考慮校友子女的原因有很多，包括有助高校傳承辦學歷史和使命、提高注冊率、回報校友給予的“才能、時間和財富”支持，因此不同于對其他后代隱形關照的否認，該傾斜是私立高校坦率聲明的錄取優(yōu)先項。但需指出的是，許多校友子女的學業(yè)成就不一定低，被錄取未必是利益交換的結果。

　　為了招收利益群體，不少名校曾經使用或仍在使用預留名額的方式。例如，哈佛大學在20世紀30、40年代，公開采用“快樂差生”政策，將相當一部分新生名額保留給在預備私立高中就讀的成績排名在后四分之一、但某些方面表現出色的學生(比如運動員)。其他常春藤盟校當時也實行過類似的雙重錄取體系。如今，南加州大學的生源中亦有約2%為捐贈者及其他事業(yè)發(fā)展助力者的子女。當然，由于政府和公共問責的監(jiān)督，目前美國名校的招生官在評價過程中，不會直接向利益群體打開大門，而是將出身及其附加的利益作為加號因素，或在與其他申請者學業(yè)表現和個人成就相似的條件下予以優(yōu)先錄取，或降低學術標準、并巧妙地將利益交換行為美名為“貢獻能力”，從而衍生了招生腐敗。

　　盡管美國名校出于維持精英地位和服務所有學生等需要，將很有限的蛋糕饋贈給利益群體，在某種程度上有不得已之處。然而，招生場域中利益交換的合理性，永遠值得被拷問。因為優(yōu)質招生名額的稀缺屬性，使得任何傾斜必然是一場零和博弈。利益群體享有的特權，勢必會擠占學業(yè)優(yōu)秀但缺乏利益貢獻的寒門子弟的入學機會。長此以往，名校集天下英才教育的使命岌岌可危，并可能變成貧富隔離的場所，成為特權階層的象牙塔。事實上，美國已經成為階層固化嚴重的國家。根據世界銀行2018年的報告顯示，我國的階層流動性要遠遠強于美國。這離不開我國在高招制度建設中一直以來對招生公平的強調和重視，不允許利益交換現象的存在，使高水平大學總體上較好地扮演了促進社會流動的“均衡器”角色。